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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高窟第72号窟修建于五代时期，是归义军节度使张氏早期营造的洞窟。窟中的多幅佛教感通画极具研究价值。
第72号窟的洞窟形制为典型的覆斗形顶窟。西壁开一个佛龛，龛形是盝顶帐形。窟顶的藻井井心已经不存，而藻井周边还保留有精美的回纹、卷草、璎珞幔帷。窟顶四披绘制有赴会佛三铺。
洞窟西壁佛龛内是五代时期的塑像：一佛、二弟子、二菩萨，清代时重新赋彩。龛顶中央画棋格团花；西披画佛教感通图八幅、供养菩萨二身；南、北披画感通图各五幅及供养菩萨、化生各一身；东披画药师佛八身、供养菩萨二身。
龛内西披佛教感通图中，自南起第9格内绘如下画面：一身立佛低头俯视下方，右手于胸前结印为掌心朝内，左手屈肘下垂作与愿印；佛下方地面上站立一男装俗人，右手作向上伸举摘物状；榜题“中印度境，佛额上宝珠，时有贫士，既见宝珠，乃生盗心，像便曲既躬，授珠与贼”。这副画描述的故事是在古印度的中印度有一座寺院，其中供奉着一尊高大的佛像。当时一位贫苦的士人见佛额头上的宝珠起了盗取之心。于是他以参拜为名，白天丈量佛像的高度，晚上搭建梯子意图登高盗宝，可是不管如何增加梯子高度都够不着佛头的珠宝。于是这位贫士就在心内默念：“我听说诸佛都是有求必应的大慈悲者。但是这尊佛塑像，吝啬这颗宝珠犹如吝惜性命，难道是假的宣教？”刚刚说完，佛像就屈身把额间宝珠授予盗贼。敦煌遗书S2113V-a、P3352、S5659等卷子中也有关于此瑞像故事的记录。
佛龛内西披南起第4格内，绘着有一身立佛像，着白色袈裟，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，左手下垂，手把袈裟，榜题“南天竺国弥勒白佛瑞像记”。《大唐西域记》与《释迦方志》中都对此瑞像有记载。在古印度犍陀罗国的大塔西南百余步，有一尊白石佛像，高一丈八尺，面向北方站立。佛像常常会现灵相，还多次放出光明。有时会有人见到这尊佛像在晚上出行，旋绕大窣堵波（既大塔）。大塔附近有一群贼想要进入大塔行窃，却看到这尊巨大的佛像出来迎贼。贼党惊恐地跑散了，佛像就又回到本处，像往常那样立着。群盗因此改过自新，游行邑里，向大家明明白白地宣告此事。第72窟的图像为白石立佛像，与画面形象相符；但文献上并未言其为弥勒像，而且犍陀罗国在北印度，与南天竺国的说法不符。敦煌遗书记载“南天竺国弥勒白佛瑞像记”(P3352, S5659 ) ,“南天竺国弥勒白佛瑞像一记。其像坐，白”（S2113V-a)，都是指这一类型的瑞像。1908年来敦煌的法国人伯希和曾经在莫高窟第76窟抄出题记“南天竺国弥勒现佛(?)瑞像记”，说明该窟内原来也有该瑞像，但今天已难以辨识。
莫高窟第72号窟南壁上部画有垂幔，中间是刘萨诃因缘变相一铺。刘萨诃，又作萨河、窣和，法号慧达。他的事迹主要记载在《高僧传》卷13，《续高僧传》卷25，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卷3，《法苑珠林》卷86等文献中，敦煌遗书中还有三件《刘萨诃因缘记》（P3570，P2680，P3727 )。根据传世及出土的文献可以知道，刘萨诃是并州（今山西太原）西河离石人，一说是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人。刘萨诃年少时喜欢狩猎。当他三十一岁时，突然得暴病进入假死状态。假死期间他看到了各种各样地狱众苦之相，后来得到观世音菩萨的点化，七日后苏醒并向身边人讲了假死时的见闻。于是刘萨诃因此而出家学道，然后前往南方的丹阳、会稽、吴郡巡礼阿育王塔像。在东晋时的京师长干寺三层塔下掘得阿育王所布佛舍利，又深加礼敬长干寺金像。后东游吴县，礼拜通玄寺石像。然后又进适会稽，礼拜郎塔。又于黄河左右两岸的八州之地，方便开喻，通展仁风，昼在高塔，为众说法，夜入茧中，以自沈隐，所以也被俗称为“苏何圣”。
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(公元435年)，刘萨诃走到凉州番禾郡东北，面向御谷而遥礼之，预言这座山崖将来会有石像挺出，若其灵相圆备，则世乐时康，如其有网，则世乱民苦，最后走到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，其骨并碎，状如葵子。本窟内圣者刘萨诃和尚像与圣者泅洲和尚像相对，是两位神僧的单幅画像，在敦煌现存仅此一例。除此以外，敦煌大量出现其作过预言的凉州瑞像的单身造像。
另外第72号窟北壁上画垂幔，中间是弥勒经变一铺。东壁门上画垂幔，门南、北存劳度叉斗圣变部分。
